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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七杰 vs 剑桥四人帮
文/李锦基牧师
『剑桥四人帮』是指菲尔比(Kim Philby)，伯吉斯(Donald Duart Burgess)，麦克林(Guy Maclean)和博兰(Anthony Blunt)。实际是『剑桥五人帮』，第五位的身份至到今天还没有确认。 他们都是在30年代在剑桥大学读书的左翼英国青年。受30年代笼罩欧洲的纳粹阴影影响，他们对英国的民主制度失去信心，认为英国无力抵抗纳粹，唯一能与纳粹抗衡的就是苏联。因此，他们轻易的都被前苏联情报机构KGB招募，成为潜伏在英国上层社会里的KGB间谍。他们虔诚的相信，为苏联提供情报，是挽救英国的唯一途径。
极致讽刺的是二战结束前，菲尔比被任命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对抗苏联部”负责人。英国情报机构做梦也没想到负责反苏联间谍的人实际上是个苏联间谍。麦克林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秘，伯吉斯和博兰则仕途坦荡，进入了外交部等政府要害部门。让英国军情五处蒙羞的是，这四”都是受信任的“自己人”，居然在情报五处的眼皮底下为苏联窃取机密情报。
他们的联手行动，本可以给英国造成巨大损害。最具讽刺阳奉阴违的是，“剑桥四人帮”却从来没有赢得KGB的信任。纵然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搜集来的极具价值的情报，从来没有被KGB 太当真。为什么？应了一句英国俚语，“too good to be true ”，哪里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因为英国军情五处和各情报部门，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间谍机构。因此，在KGB看来，这四位是英国军情五处欲擒故纵派出卧底的双料间谍，刺探苏联的情报。
后来行踪暴露，这四人落的叛逃苏联，成为叛国贼，遗臭万年。
同样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剑桥七杰和剑桥四人帮也是为自己忠诚的国度效忠卖命。可是，动机与结局完全不一样。
1885年2月4日伦敦一个阴湿的夜晚，在一个挤满人的大堂，主席台的墙壁上，高挂着一幅中国大地图，长度是从厅这一头到厅那头。一段祷告和唱诗后，会议主席介绍了七位年轻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剑桥七杰的。他们第二天就离开英国，到中国内地宣教，3月18日到达上海，立即转往内地。他们的行动是19世纪传教运动的重大事件之一，他们影响了无数的年轻人远渡重洋奔赴宣教工场，尤其在短短的四年，使得中国内地会从160名宣教士增加了一倍，到1900年达到800人。甚至影响到了美国，导致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兴起。
他们的举动大大震憾了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神学院里的宣教课仍然提到他们，他们的见证仍然影响着今天的年轻人。
剑桥七杰有运动家，贵族，富家子弟和军官。
查理 . 施达德(C.T.Studd)出生于名门贵族，他是板球高手，剑桥大学板球队的队长，三一学院毕业生。他主要在山西传教，1894年由于健康因素被迫回国。康复后又前往印度和非洲传福音。
司米德(Stanley Smith)出生于医生家庭，三一学院毕业生。在华北服侍，七杰中能用流利中文讲道的一位。在中国苏州去逝。
西瑟端纳(Cecil Polhill-Turner) 骑兵队军官，耶稣学院毕业生和弟弟亚瑟 . 端纳(Arthur Polhill-Turner) 三一学院毕业生，是咬着金钥匙的富家子弟。西瑟端纳放弃军队升迁机会，同来到四川传教，主要负责西北部西藏边区。在一次暴乱中他和妻子几乎被杀。后来因健康欠佳回国。1938年在英格兰去世。
西瑟.端纳（Arthur Polhill-Turner）三一学院毕业生。他奉行以尽量接触更多人为服侍方针，所以他选择到人口密集的乡下居住。1900年庚子之乱中他留在中国，没有离开，直到1928年退休回到英国。1935年去世。
狄克逊 . 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 )是一个炮兵少尉，出身皇家军事学院，唯一的非剑桥毕业的剑桥七杰。在中国居留最长时间的七杰--60年。接续戴德生领导中国内地会30年之久。曾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到1945年释放。
威廉凯色(W.W. Cassels) 英国国教副牧师，圣约翰学院毕业生。在在四川工作10年后被任命为圣公会华西教区的主教，直到1925年在那里去世。
章必成(Montagu Beauchamp)---三一学院毕业生，男爵之子。1900年庚子之乱中撤离中国，1902年又回到中国。他的儿子后来成了第二代来华传教士。1939年，他在儿子的传教站去世。
在那个重视学识地位、崇拜运动才能和成为军官为荣的时代，这七位年轻人毅然放弃富贵荣华，踏上一条艰辛的路，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中国，以基督的爱去爱那些称他们为洋鬼子的中国人，过着粗茶淡饭艰苦的生活。曾经持怀疑论者不看好这群养尊处优的年轻人，认为他们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恐怕很快会后悔，事实证明，纵然艰苦，经历义和团和疾病的考验，他们始终坚守使命没有一人退后。
剑桥七杰透过他们的祷告生命，执着委身于使命和热爱中国人，彰显了神的大能与爱。愿神兴起这一代中国校园的年轻人，承接剑桥七杰的委身精神，一批批的北大、清华、浙江大学、复旦、厦门大学等高等学府的俊杰，奔赴丝绸之路把福音带出中国。
文/李锦基牧师
『剑桥四人帮』是指菲尔比(Kim Philby)，伯吉斯(Donald Duart Burgess)，麦克林(Guy Maclean)和博兰(Anthony Blunt)。实际是『剑桥五人帮』，第五位的身份至到今天还没有确认。 他们都是在30年代在剑桥大学读书的左翼英国青年。受30年代笼罩欧洲的纳粹阴影影响，他们对英国的民主制度失去信心，认为英国无力抵抗纳粹，唯一能与纳粹抗衡的就是苏联。因此，他们轻易的都被前苏联情报机构KGB招募，成为潜伏在英国上层社会里的KGB间谍。他们虔诚的相信，为苏联提供情报，是挽救英国的唯一途径。
极致讽刺的是二战结束前，菲尔比被任命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对抗苏联部”负责人。英国情报机构做梦也没想到负责反苏联间谍的人实际上是个苏联间谍。麦克林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秘，伯吉斯和博兰则仕途坦荡，进入了外交部等政府要害部门。让英国军情五处蒙羞的是，这四”都是受信任的“自己人”，居然在情报五处的眼皮底下为苏联窃取机密情报。
他们的联手行动，本可以给英国造成巨大损害。最具讽刺阳奉阴违的是，“剑桥四人帮”却从来没有赢得KGB的信任。纵然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搜集来的极具价值的情报，从来没有被KGB 太当真。为什么？应了一句英国俚语，“too good to be true ”，哪里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因为英国军情五处和各情报部门，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间谍机构。因此，在KGB看来，这四位是英国军情五处欲擒故纵派出卧底的双料间谍，刺探苏联的情报。
后来行踪暴露，这四人落的叛逃苏联，成为叛国贼，遗臭万年。
同样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剑桥七杰和剑桥四人帮也是为自己忠诚的国度效忠卖命。可是，动机与结局完全不一样。
1885年2月4日伦敦一个阴湿的夜晚，在一个挤满人的大堂，主席台的墙壁上，高挂着一幅中国大地图，长度是从厅这一头到厅那头。一段祷告和唱诗后，会议主席介绍了七位年轻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剑桥七杰的。他们第二天就离开英国，到中国内地宣教，3月18日到达上海，立即转往内地。他们的行动是19世纪传教运动的重大事件之一，他们影响了无数的年轻人远渡重洋奔赴宣教工场，尤其在短短的四年，使得中国内地会从160名宣教士增加了一倍，到1900年达到800人。甚至影响到了美国，导致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兴起。
他们的举动大大震憾了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神学院里的宣教课仍然提到他们，他们的见证仍然影响着今天的年轻人。
剑桥七杰有运动家，贵族，富家子弟和军官。
查理 . 施达德(C.T.Studd)出生于名门贵族，他是板球高手，剑桥大学板球队的队长，三一学院毕业生。他主要在山西传教，1894年由于健康因素被迫回国。康复后又前往印度和非洲传福音。
司米德(Stanley Smith)出生于医生家庭，三一学院毕业生。在华北服侍，七杰中能用流利中文讲道的一位。在中国苏州去逝。
西瑟端纳(Cecil Polhill-Turner) 骑兵队军官，耶稣学院毕业生和弟弟亚瑟 . 端纳(Arthur Polhill-Turner) 三一学院毕业生，是咬着金钥匙的富家子弟。西瑟端纳放弃军队升迁机会，同来到四川传教，主要负责西北部西藏边区。在一次暴乱中他和妻子几乎被杀。后来因健康欠佳回国。1938年在英格兰去世。
西瑟.端纳（Arthur Polhill-Turner）三一学院毕业生。他奉行以尽量接触更多人为服侍方针，所以他选择到人口密集的乡下居住。1900年庚子之乱中他留在中国，没有离开，直到1928年退休回到英国。1935年去世。
狄克逊 . 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 )是一个炮兵少尉，出身皇家军事学院，唯一的非剑桥毕业的剑桥七杰。在中国居留最长时间的七杰--60年。接续戴德生领导中国内地会30年之久。曾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到1945年释放。
威廉凯色(W.W. Cassels) 英国国教副牧师，圣约翰学院毕业生。在在四川工作10年后被任命为圣公会华西教区的主教，直到1925年在那里去世。
章必成(Montagu Beauchamp)---三一学院毕业生，男爵之子。1900年庚子之乱中撤离中国，1902年又回到中国。他的儿子后来成了第二代来华传教士。1939年，他在儿子的传教站去世。
在那个重视学识地位、崇拜运动才能和成为军官为荣的时代，这七位年轻人毅然放弃富贵荣华，踏上一条艰辛的路，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中国，以基督的爱去爱那些称他们为洋鬼子的中国人，过着粗茶淡饭艰苦的生活。曾经持怀疑论者不看好这群养尊处优的年轻人，认为他们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恐怕很快会后悔，事实证明，纵然艰苦，经历义和团和疾病的考验，他们始终坚守使命没有一人退后。
剑桥七杰透过他们的祷告生命，执着委身于使命和热爱中国人，彰显了神的大能与爱。愿神兴起这一代中国校园的年轻人，承接剑桥七杰的委身精神，一批批的北大、清华、浙江大学、复旦、厦门大学等高等学府的俊杰，奔赴丝绸之路把福音带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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